《中国金融》｜长征途中的“扁担银行”

原标题：《中国金融》｜长征途中的“扁担银行”

作者｜中国人民银行昭通市分行课题组「课题组成员：陈俊　穆念　张志武　唐涛　王启斌」

文章｜《中国金融》2024年第2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于1932年2月1日在瑞金叶坪成立，毛泽民任行长。国家银行以“巩固苏维埃金融，帮助苏维埃经济发展”为宗旨，承担了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代理金库和稳定市场等方面的任务。以国家银行工作人员为代表的革命先辈们具有甘于牺牲、乐于奉献、忠于人民、融于大局、钻于业务、勇于担当、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他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方向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扁担银行”在长征途中的红色金融印记

1934年10月，国家银行毛泽民、曹菊如、黄亚光、莫钧涛、曹根全、任远志、钱希钧、郭金水、吕汉勋、刘建棠、张达远、章水柏、一名总务科长和一名饲养员共14人以及200余名运输队员被编入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随中央红军长征。这是一支特别的长征队伍，他们没有枪炮，只有算盘和账本；他们没有战马，只有一副副装满货币和造币工具的挑子；他们没有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而坚守在同样重要的后勤保障战线。

在宜章设立货币兑换处。1934年11月7日至18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湖南宜章。11月15日，在宜章县城隍庙前坪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建立的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同时，国家银行在宜章县白石渡老湾村尾的小学堂里设立了兑换处，兑换回收红军指战员在当地购买物资时使用的苏维埃货币。

血战湘江后轻装上阵。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于1934年11月下旬进抵湘桂边界。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粤军阀已集中30万兵力，在湘江以东地区布下了第四道封锁线。生死存亡之际，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五昼夜，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战役后，国家银行的轻重机器全部埋掉，第十五大队行军速度明显加快。

黎平整编和坚持营业。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占黔东南重镇黎平县城。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转折奠定了基础，肯定了毛泽东提出西进贵州的主张，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改变了中央红军进军方向，转向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前进。同时，在黎平实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次大整编——黎平整编。

黎平整编后，第十五大队再行压缩，把所有的印刷原料包括钞票纸、油墨、印版等全部烧掉，家当减至二十几担金银珠宝和三十几担苏币；并且，国家银行独立编队行军驻扎。《红色金融丰碑》一书中记载，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以后，毛泽民交代曹菊如等人，“每到宿营地，要把银行的业务开展起来”。按照突围前的命令，沿途不准发行“红军票”。但可以用红军战士们身上的“红军票”来换光洋，再到当地去购买所需要的物品。曹菊如做了一块二尺长、八寸宽的木牌，让黄亚光用红漆写上八个字：国家银行在此办公。从黎平县开始，队伍只要停下来休息，那块木制招牌，便会竖在国家银行驻地显眼的地方。国家银行工作人员每到一地，“要带着硬通货到各部队兑换和宣传银行的功能与作用”。

在遵义创造性地大规模发行“红军票”。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红军进驻遵义后，为了补给后勤，国家银行于1月12日开业，以布匹、银元及遵义紧缺的食盐作为发行货币的保证，成立临时物资供应处和货币兑换处，发行“红军票”。同时，没收征发委员会和国家银行发动遵义贫苦群众，清查没收地主、官僚、反动军阀盘剥来的资财，用以救济贫苦百姓并增加国家银行的资金储备。“红军票”不但可以按日兑换，还能购买到紧俏的商品，因此，“红军票”成了硬通货，得到遵义广大群众的支持，也使得遵义市场格外繁荣。1月18日，国家银行接到转移命令后，为了保障遵义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害，贴出布告，通知社会各界人士持“红军票”到指定地点兑换银元。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在闹市区丁字口、万寿桥、狮子桥等处，摆上银元及布匹、棉纱、粮食、食盐等货物，通宵达旦让群众兑换或选购。据曹菊如回忆：“要离开遵义的头一天晚上，银行工作人员用现洋兑纸币，兑到将近天亮才结束。虽然大家熬了一个通宵没有休息，还是心情振奋地离开遵义，赶上队伍继续向前进发。”

在威信设立营业机构。1935年2月4日至14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云南威信。2月5日至9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威信县境内的水田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是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后的新起点，保证了遵义会议所开创的历史性转折得到实现，是长征战略转变的重要一环。

国家银行随中央纵队进入威信后，开展了一系列金融活动，进行战时状态下苏维埃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兑换回收工作。《红军长征过云南》一书中记载：“苏维埃国家银行在扎西上街设立了营业部，用银元兑换群众手中的苏维埃货币，增强了群众的信任。”1935年2月10日，在威信出刊的《红星》报第九期发表了《不要乱用苏维埃国币》，明确强调：“为了争取群众，维护苏维埃国币的信用，必须反对浪费，节约苏维埃国币来买必需的东西。”

翻雪山、过草地。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川康边地区翻越了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的大雪山——夹金山。毛泽民的警卫员郭金水回忆：“过雪山时，为了不让同志们掉队，他（毛泽民）更是关心着同志们，把重物品抢着自己背，而自己却揪住马尾巴坚持着上山，越往上行进，空气越稀薄，白雪茫茫，道路陡滑。”国家银行科长张达远爬到山顶时，被猛烈的风雪卷起抛到山下。国家银行工作人员章水柏到达山顶时呼吸困难，一头栽在雪地里。英雄们永远地长眠在了雪山上。

扎根陕北谱新篇。1935年10月19日，国家银行随中央纵队到达陕北吴起镇。14名工作人员仅剩毛泽民、曹菊如、黄亚光、莫钧涛、曹根全、任远志、钱希钧和郭金水8人；200余名运输队员仅剩10余人。同年11月初到达瓦窑堡。国家银行工作人员把分散的金银珠宝收回国家银行统一管理。经清点，国家银行总资产有金子两担、银元十二担，几十种珠宝都完好无损。国家银行资产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没有损失一块银元。国家银行在瓦窑堡驻扎下来后，毛泽民调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国家银行利用一个改建的马厩棚重新开张营业。同年11月下旬，国家银行改称“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陕北苏维埃政府所属陕甘晋苏维埃银行并入，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兼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曹菊如重新设计银行账目表格，订立各项规章制度。黄亚光着手绘制纸币图案，发行边区纸币。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立足于支撑红军作战，及时打破敌人的军事和经济封锁。

结论与启示

一是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红色金融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不论是在苏区披荆斩棘创立红色金融事业，还是在长征途中艰苦卓绝挑起红色金融火种，亦或是到达陕北自强不息赓续红色金融血脉，国家银行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领导、追随党的脚步、听从党的指挥、服务党的事业。红色金融一直传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政治基因，锻造了红色政权的经济“生命线”。回顾红色金融发展历程，“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钱袋子”支撑“枪杆子”，取得的种种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二是红色金融为“政治上推翻反动统治、经济上解放劳苦大众”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贷暂行条例》第一条就明文规定：“取消和废止一切高利贷形式的借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经济建设上着力于消灭剥削、解放劳苦大众、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在此过程中，国家银行历经战火硝烟和改组合并，但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红色金融精神始终不变，在支持军事斗争、打破经济封锁、保障物资供给、服务经济发展、巩固人民政权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是不折不扣执行群众路线，始终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事业起于人民、兴于人民。忠于人民，是红色金融的底色。红色金融自萌芽之日起，就深深扎根于人民，始终做到金融为民。国家银行薪火相传，不论是在苏区解决挤兑风潮，还是在长征途中设立货币兑换点，亦或是之后历次改组合并，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想方设法帮助群众解决燃眉之急，不让群众利益受损。

四是国家银行忠实履行职责，为人民银行的成立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实践经验。红色金融事业的初创者们，虽然大多都缺乏金融领域的理论积淀和实践经验，但他们凭着开拓创新的斗争精神，恪尽职守，始终坚持一切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在工作和斗争中总结经验、提炼智慧，发行红色货币、打赢金融战役、稳定经济形势，不断推动革命事业走向成功。“扁担银行”挑起红色金融火种从江西走到了陕北，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红色金融精神、红色金融体系、红色金融人才在中国大地上不断成长起来，为人民银行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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