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善经济”将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开辟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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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耀：“善经济”将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开辟广阔前景

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周南 王晓慧 北京报道

1月25日下午，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下称“中国公益研究院”）举办的“公益慈善与民生事业2023年进展与2024年趋势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公益研究院理事长王振耀从善经济的角度解读了2023年北师大公益研究中心的十项发现和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趋势。

王振耀指出，第一，自2019年开始，中国与世界开始同步进入人均GDP一万美元阶段。

进入该阶段的特点首先就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目前中国的GDP位居世界第二，近半数的产品数量为世界第一，“这个占比可不仅仅是领先哪个国家，而是全球产量，高的甚至能超过80%，少的也占全球产量的30%—60%。”王振耀指出，事实上，中国处于人均GDP一万美元阶段至今已经5年，这5年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受疫情影响，我们没有太大的感觉，真正的考验始于疫情之后的2023年，紧接着就是现在，2024年。“我们现在面临的考验就是因为人均GDP达一万美元，产品极大丰富，接下来，怎么消费、怎么再生产——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也是经济与社会的双重挑战。”

第二，商业发展逻辑由争多转向争好争善，新的经济与社会来临。

随着人均GDP进入一万美元阶段，商业发展逻辑也发生了变化：由争多转向争好、争善。过去大家只关注吃喝，生产得越多越好，而现在，“善”是什么、如何生产和升华“善”，成为时代的一个重大挑战。随着这种新的经济与社会形态的来临，传统的理论和管理方法也逐渐失灵，社会价值也发展出多样性、自主性、民族性、易变性的特点。同时，休闲产业成为“一枝独秀”，淄博、哈尔滨的走红已经印证，蓬勃兴起的各类旅游业正在促成服务业革命。王振耀称之为新时代的“报春鸟”，但面对这只“报春鸟”，大家的准备尚不足。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阶段，社会经济的巨大需求将成为新的增长点。

将来真正推动中国发展的是社会经济，社会经济是和中国式现代化结合的，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阶段，新的改变也正在发生。首先，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农村既是中国发展的挑战，也是特有的机遇，需要着眼这一实际，探索发展路径。其次，城乡之间的互补性会产生出极大的产业需求，未来还想用传统方法解决问题，还想把城市用不完的产品推销到农村，已经行不通了。农村的新需求需要关注，例如新能源与农村取暖需求有效对接会产生多少万亿产业且拭目以待。同时，非正规就业方式与新型小农经济的融合将会有更多创新。

第四，民生产业成为新的经济业态，政府、商业、社会与智库将融合发展。

生活性服务业型的民生产业将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业态，改变经济结构的形态——过去我们对此往往估计不足。具体而言，养老、儿童与残疾人的服务业将结合基础设施和设备与人力服务等形成几十万亿的产业链，其发展方式可能与其他基建有所不同，但体量之大毋庸置疑。也因此，民生产业所需要的互动模式也与过去存在差别，它需要政府、商业、社会组织和智库的融合发展，这是一种平行四边形的积极互动。

第五，社会组织成为新的生产力要素。

过去，大家对社会组织的安全性存在担忧，但是在新时代，社会创新发展需要使命型的社会服务者、社会组织。首先，社会组织能提供就业，在发达国家，社会组织就业人口一般为总就业人口的5%，在中国则意味着3000万人以上的就业空间，它是重要的就业场所；其次，使命型的社会服务者是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者，王振耀举例称，比如养老，我们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是久病床前可以有社会使命的担当者；此外，社会组织是社会创新的基本载体，例如其能运用捐赠与志愿服务等多种社会要素在多个领域进行创新，活力无限。培育社会组织这一生产力还需要调整多项社会政策，接下来社会政策很可能要进入高速调整期，以此激发新的生产力。

第六，中国存在一个积极老龄社会，需要充分认识并列入政策支持体系。

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发现，中国客观上存在一个积极老龄社会，我们需要对其有充分认识并将之列入政策支持体系。例如，由中国经济结构所决定，我国实行的是城乡有别的养老金制度，农民在客观上并没有退休年龄，大部分农村老年人还在不同形式地务农务工；另外，由中国文化传统决定，在城镇中，按照职工养老保险退休的人员90%以上都在程度不同地养育孙辈，发挥着“老有所为”的积极作用，这些实际上形成了中国式解决老龄社会的雏形。“这是相当特殊的银发经济，牵涉人员至少两亿，我们需要从这一实际出发来定位并确定支持政策。”王振耀说道。

第七，儿童早期发展正在成为巨大的民生产业。

多种形式的社区儿童之家、托儿所、幼儿园，已经成为城乡社区发展的刚需和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亟待突破；同时，家长自发的自然教育、公益素养教育方兴未艾，常常出现大家愿意出钱，但找不到接受此类教育的地方的情况；再者，儿童的活动场所建设急需纳入正式规划。

第八，以贫困定位社会福利的政策面临紧迫调整，普惠型社会福利不断突破。

受多方面影响，当前不乏用社会救助定位社会福利的情况，在养老服务方面，很多地方政策只瞄准经济困难老年人，其他老年人群体则“无人问津”，面对这种急需调整的情况，随着普惠性社会福利不断突破，一些地方开始针对所有失能老年人给予照护补贴，以期突破“经济困难老年人”的限制。根据国家医保局数据，2022年，长期护理保险覆盖49个城市试点，参加人数达1.69亿，享受待遇人数120.8万人，基金支出104.4亿元，长期护理保险机构7679个，护理服务人员33.1万人。随着人口政策的调整，三胎补贴开始扩大，儿童福利全面转型，真正的普惠型社会福利开始逐步发展。

第九，社区慈善和互联网公益发展迅猛。

慈善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王振耀指出，根据现行《慈善法》第十条规定，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可以注册慈善组织，但有的地方把县级，甚至市级民政部门设立的慈善组织停了，这其实是违法行为，但随着全国人大完成《慈善法》修改，不少地方开始纠正违法停止执行现行《慈善法》第十条的行为，为慈善组织注册提供方便，这将带来慈善事业的大发展、慈善组织的大发展。而以全民慈善为典型的“河南鲁山模式”日益传播，多个地方结合互联网技术支持部署全民慈善。同时，社区慈善呈现旺盛势头，慈善组织日趋健全。

而社区慈善的下沉也是提升中国慈善群众性的重要路径。王振耀特别指出，当前，中国慈善的群众性、社会性严重不足，越是不足，挑毛病的声音越多，而这种声音越多，越发展不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只有慈善进到社区，成为群众性、社会性活动，才能真正建立起广泛的群众信任。否则，面对较小基数，大家会在互相挑剔中加深自我限制。”

第十，体制和技术的结构性力量日益凸显，应急慈善入法，政社合力加强。

中国经验表明，社会问题可以转化为新的发展增长点，这是对发展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很多国家一看到社会问题，会看作“包袱”，即刻认为必须财政出钱，但中国式的对口支援，以大援小则是不同的应对和效果。尤其是应急慈善，作为中国发明，更彰显了政社合力的特有优势。另外，应急慈善救灾现场发放救灾物资，开始使用数字化支付系统，这在世界救灾体系中都是一个重要发明，是对救灾体系的重要赋能。

“我们时代的主题是什么？展望2024年以及未来更长时间，我认为，中国与世界同步进入人均GDP一万美元阶段后，社会价值对经济价值的引领将会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开辟非常广阔的前景。”王振耀说道。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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