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拐点已出现？国金证券赵伟：2024年经济先升后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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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经济大方向确立，高层会议确定了三个关键词：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展望2024年，遵循市场、提振信心成为民众的未来预期，延续经济修复、缓解多重风险是经济政策主调。

2024年经济如何运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在哪？A股哪些板块投资机会更好？开年之际，南都·湾财社拟邀请多位智库专家，特推出《信心2024》系列专访，把脉宏观经济走势，预测2024年的投资机遇。

今天，南都·湾财社《信心2024》专访特邀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为大家解读新一年的宏观经济走势。

财政政策拐点已现 2024年经济“先升后稳”

南都·湾财社：您如何看待2024年的经济走势？

赵伟：无论政策周期还是经济周期的力量，都有利于2024年经济修复。但若考虑转型“攻坚阶段”政策的结构特征，经济更可能呈现总量弹性有限、全年“先升后稳”的格局。

2024年，消费增速或进一步向收入增速收敛，回升到5.3%左右，重点关注社会集团类消费行为的修复情况。截至2023年三季度，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已修复至疫情前的状况。预计疫情冲击、基数影响减弱之后，消费增速向收入端的收敛延续、带动消费小幅改善。社会集团类消费活动的修复幅度，对总消费增速的影响更关键，相关政策的变化值得密切关注。

为保证经济转型“稳中求进”，更可能通过“中央加杠杆”的方式支持财政发力，直接支持基建投资、间接支持消费，地产政策聚焦“三大工程”等。参考各地规划，“十四五”交通投资规划增长32%，对应相关领域投资未来三年平均增速9.8%，仍有较强后劲；此外，水利投资或在中央新增国债支持下明显增长，特高压、“东数西算”等新型基建项目也可能是重要发力点。

南都·湾财社：从财政政策来讲，您认为拐点出现了吗？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赵伟：2023年10月以来，财政政策的拐点已现，广义财政支出开始按下“加速键”。中央扩表、地方化债的政策组合，更符合当下经济环境的需求，提高资金效率；万亿国债支持项目、地产“三大工程”等的加快落地，让维稳政策落在实处。10月底1万亿国债增发，不按地方切块而是根据项目质量安排资金，及加速布局地产“三大工程”，政策更有的放矢。

财政政策由“蓄力”转向“发力”的过程，有利于2024年经济表现；经济“周期”的力量，也有利于增长中枢的抬升。历史规律显示，实际利率与库存行为反向、且弱领先；当前实际利率处于历史绝对高位且下行趋势已确定、实际库存水平处于历史低位、修复的趋势也已开启，加之政策加持，2024年经济表现大概率较2023年会有所改善。现实经济运行中，化工、纺织服装、设备制造等部分低库存行业已呈现企稳改善迹象。

南都·湾财社：您觉得2024年政策上会有哪些发力点？

赵伟：可以进一步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转移支付、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等支持，提升中央对地方项目补贴比例、加大缓解地方项目配套资金压力等，实现有效支持。与海外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中央政府杠杆率处于较低水平、2022年仅21.4%，具备加码空间。

中央“扩表”的方式有很多，提高赤字率即是重要手段；除了中央预算加码外，政策性开发性银行新增信贷、金融工具等“准财政”也是潜在的补充路径。2023年前10月，政金债净融资规模为4000亿元、明显低于2020-2022年同期的超两万亿元；同时，PSL新增规模亦处低位，年初以来仅在2月发行17亿元。依据过往经验，稳增长压力较大时，在PSL和政金债支持下，政策性开发性银行新增贷款明显增长，占当年新增贷款比例最高可超15%，且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流程灵活、投放较快。

借鉴中国1990年代末经验 金融体系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南都·湾财社：您认为历史上哪段经济发展史对于现在更具有参考价值？

赵伟：当下形势，参考意义最强的是中国的1990年代末。

1990年代末，我国也曾面临固有增长模式的不可维续，下游需求远跟不上投资端的扩张、产能利用水平和销售款回笼情况持续变差。彼时，我国内需的发育远不如外需，以追赶指数衡量我国人均GDP还不到美国的10%、但外贸依存度已攀升至30%以上。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滞后影响下，出口和外商投资断崖式回落、传统扩张动能快速衰减。而当下，地产链条在寻找“新稳态”、基建投资的边际回报也在减弱；总量经济下台阶过程中，我国经济亟须寻找新的“增长动能”。

1990年代末的改革对当下至少有几点启示：1、从问题化解到恢复活力需要持续数年的结构调整；2、问题化解过程中，旧模式下的代表性行业转型压力最大；3、债务化解过程中，需要多方共同分担压力；4、唯有加快推进改革转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彻底告别旧有增长模式；5、转型“攻坚”阶段，需要保持相对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以及财政政策发力相配合。

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了当前政策思路更接近“渐进式改革”的思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改革进行时，金融市场亦应不骄不馁、勇往直前。1990年代末，中国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处于经济发展的低收入阶段；经过改革开放之后历轮闯关，市场经济框架初具基础。当下人均GDP已接近1.3万美元，处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时点，对政策统筹的要求更高。从年初《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内容来看，改革进程已然推进。以金融工作会议为例，通过机构改革、加强监管等改革，金融体系可以为产业转型升级更好地赋能。

采写：南都·湾财社见习记者 吴鸿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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