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财政危机，把基本公共服务变成“财政创收”的手段

中国基层的很多问题，几乎都是基层“财政危机”演化出来的问题。

我在2000年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时候，那时候的基层问题堆积如山，但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归因于基层“财政危机”所导致的问题。

如：农民负担日重、乱罚款、乱摊派、压级压价打白条、拿高利贷缴税费、贱卖资产、黑社会混混横行、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现在的基层怎么样呢？

在我看来，当下基层的“财政危机”要比2000年严重得多，现在基层的问题比2000年时更多、更复杂、更严重，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希望有关方面能引起高度重视。今天基层的很多问题，同样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归因于基层“财政危机”。

今天讲情景六：把基本公共服务也变成“财政创收”的手段。

教育、医疗服务等，属于政府为人民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必须的公共品。老师和医疗，学校和医院等，都是公共资源。既然是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资源，就要尽量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均等化配置，让最广大人民群众有主人感、获得感、自豪感、幸福感。

在财政危机之下，为了化解危财政机，教改，以减少财政支出、甚至以赚钱为目的；医改，以减少财政支出、甚至以为财政创收服务为目的。这就偏离了公共服务的本质属性。更有甚者，为了让土地财政收入最大化，把好老师、好医生都集中到县市区新城区，在新城区建最好的学校和医院，“逼”学生和病人进城读书看病、“逼”农民进城买房或租房，以实现政府土地财政收入最大化。教育和医疗就变成了政府获得最大化的土地财政收入的工具，这就让教育和医疗的公共属性完全异化了。

连教育和医疗这样的最重要最普惠的公共品都可以异化，还有什么公共品不能异化的呢？谁有这么大本领不仅轻轻松松就异化了教育医疗公共品属性、还把教育医疗变成了谋取土地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工具呢？当然只有“财政危机”这个“怪物”才有这么大本事！

当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几近枯竭的时候，就是地方财政危机总爆发的时候，能卖的或不能卖的，都会统统卖光，基础设施建设也会用来换钱的，甚至“乌纱帽”用来换钱也不稀罕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普遍异化，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怪物”做不到的！

九十年代我当乡镇书记时，搞计划生育很坚决，给农民画大饼：养儿防老是老观念了，今后养老靠国家，由国家给农民养老。乡政协刘主席纠正我说：中国只有农民养政府，没有政府养农民的！我当时还专门召开班子成员会，批评刘主席的落后思想观念，帮助其提高认识。现在看来，我应该给刘主席道个歉。

这一轮的基层“财政危机”比九十年代的基层“财政危机”要严重得多，时间也会持续更长，因为土地财政几乎走到了尽头，资源资产“变现”也走到了卖无可卖的地步，而现在的财政刚性支出是九十年代的好几倍了。中国各级党政体制及财政体制，靠税收收入是维持不了正常运转的，收不抵支差一半都不止的。

财政既要节支，又要开源，非常紧迫，不是一般的紧迫，关健靠改革体制。

第一步，至少要改回八十年代初期的体制才行，以地方块块治理为主，虚中间、虚条条；第二步，要改革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全面重回农村农业社会主义基本经营制度，特别要增加对农村合作金融制度体系的供给，要的是与农村产权制度、自治制度相匹配的合作金融制度供给；第三步，要建立中国式的治理体制，如：华西村的治理体制，周家庄的治理体制，是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体制，是可供参考的，是一种选项。中国式的治理体制，几万人、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区域，只用现治理体制的十分之一的财政供养人员就可以了，且治理效果更好。

我担任过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我认为5万人的乡镇，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参公人员等，10-15人就够了！我曾经给乡镇部门所有戴大盖帽、穿制服的执法人员放假3年（工资照发，回家尽孝），效果非常好，守法经营好、经济发展好、财政收入好、营商环境好、社会治安好、干群关系好！我甚至认为，县市区的绝大多数科局，3-4人最好，超过5人就多了。吃财政饭的人越多，整事的人越多，干正事的人越少。前三年的疫情也证明，正常情况下，80%干部放假回家孝敬父母，体制的治理效能会更高！

基层“财政危机”这个“怪物”成精了，横空出世了，是否受到了当家人应有的重视，我不知道。我写这组文章的目的，有敲钟的意思。未来很多年，基层财政状况很严峻，后果很严重，要早做打算啊！

转危为机，开创新时代！

（完）

注：本文是系列文章《李昌平：财政危机是个怪物》的最后一篇，如有转发需求，请尊重版权，注明原作者姓名及内容出处，感谢大家的支持与转发，欢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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