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贷款难” 与“放贷难”之“结”

问计

张炜

近年来，普惠金融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涉农信贷投放持续增长，但仍存在农民“贷款难”与银行“放贷难”并存的现象。一边是农民“贷款难、贷款贵、贷款慢”的问题继续有待解决，想贷款贷不到；另一边不少农信机构却面临信贷资金贷不出去的尴尬，有效信贷需求不足。两“难”并存，导致“三农”金融可得性不足。

“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难、贷款贵、贷款慢”的问题长期存在，是经常可听到的基层呼声。特别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抵押物，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意愿与“三农”领域的实际需求存在差距。有的农户即便获得了贷款，但存在利率高、贷款期限短等问题，不能及时有效地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为此，监管部门再次出台《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大对涉农金融内部资源倾斜力度。针对涉农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特点，创新差异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发展首贷、信用贷以及中长期贷款，提升涉农金融数字化服务水平。

在监管部门的引导下，普惠金融近年来实现较快发展，农信机构也回归本源、专注主业，把经营重点放在服务乡村振兴上，针对“三农”及小微企业量身定制的信贷产品与服务越来越丰富。但由于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差、诚信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农信机构投入成本高，投入意愿依然不足，导致农民“贷款难、贷款贵、贷款慢”仍是较为突出的问题。

与农民“贷款难”并存的是银行“放贷难”，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银行“放贷难”问题特别突出。首先，贷款有效需求不足是金融机构普遍遇到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5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36万亿元，同比少增5418亿元。5月贷款同比大幅少增，除了一季度信贷投放集中靠前发力的原因之外，与二季度宏观经济修复力度稳中放缓有一定关系，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受到一定影响。相关专家指出，5月末，票据转贴利率与同业存单收益率利差扩大，预示着信贷景气度有转弱迹象。3月以来，大型银行和城商银行票据直贴利差有所收缩，意味着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意愿也在走弱。因而，加强逆周期调节在当前备受关注，亟须出台政策进一步提振企业资金需求。

近年来，大型银行服务重心持续“下沉”，给农信机构的客群拓展和存量客户运营带来影响。大型银行拥有资金成本、金融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在授信额度、贷款利率及综合服务能力等方面吸引优质客户，并通过服务触角持续“下沉”来不断拓展新市场及新客户群体。相比之下，农信机构的经营立足本地业务，有的由于金融科技建设尚处于比较初始的状态，数据质量与数量均不足，无法及时获知客户的经营状态，不仅拓客难，而且存量客户逐渐流失。农信机构遭遇的“放贷难”，尤其表现为优质客户、优质项目缺失。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大型银行为了争抢优质客户资源，以低于成本的贷款利率“掐尖”，导致底层创业阶层或不符合大型银行贷款准入标准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期待农商银行和农信社也以同样低的贷款利率提供融资支持。而农信机构难以承受存贷利差倒挂带来亏损的不可持续风险，绝大多数信贷投放“谈不拢”，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贷款难”与“放贷难”。

农民“贷款难”与银行“放贷难”并存，不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也对农信机构自身改善经营状况不利。“放贷难”与“贷款难”在农村并存，说明信贷资源向“三农”和小微企业输送过程出现梗阻，需要多方面协同发力共同解决，包括发挥财政的力量，健全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为农户及小微企业获得贷款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

打破“贷款难”与“放贷难”并存，关键是要增强“敢贷”信心、激发“愿贷”动力、夯实“能贷”基础、提升“会贷”水平。对农信机构来说，需要多从自身寻找原因，通过业务经营转型与金融科技应用，从改进“放贷难”入手，致力于缓解农民“贷款难”。要完善内部绩效考核激励、评价、奖惩、问责体系，适当提高免责和减责比例，形成更有效的正向激励机制，鼓励开展“三农”及小微客户拓展与产品创新，引聚更多金融“活水”滴灌乡村振兴。同时，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更好地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打破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等难点，尽力清除导致农民“贷款难”的“痛点”，培育、激活、提升信贷有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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