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局域优化到整体和谐的 可持续发展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潘家华

【核心观点】

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的刚性特征，增长不可能是无限的。基于此，全球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在可持续发展上具有趋同的一面。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建设，要求经济学研究范式从功利主义转变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活。

中国经济时报：在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研究范式有何创新与发展?

潘家华：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引用了《荀子·天论》中的一句话“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这样经典的思想，这些东方经典思想对人类认识可持续发展经济问题有着重要的现代意义。可持续什么，谁的发展，需要优化吗？这些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理和认知，本身就来自于伦理学的一些根本性的讨论，非此则难以真正形成对自然的合理认知。这也是当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方法容易和社会经济系统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

可持续发展经济从常规的经济学理解是局域优化的经济学研究，通常以市场效率为目标，将环境的可持续性当作一种约束条件来看待。但局域优化层面的经济学研究都只能从某个局部或某些微观问题上，使资源环境问题得到一些缓解或改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宏观层面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在宏观上，比如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建设就不是局域性优化的问题，什么叫优化？谁优化？什么时间优化？在什么地方优化？讲公正分配，那由谁来定？给谁？给多少？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寻求整体层面的和谐，而整体和谐就要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学转换到政治经济学，最后变成国际政治、全球政治议程。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到2015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显然已经超越学术层面的经济学乃至于政治经济学命题，而演变转化为一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至于包括自然有机体在内的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全球性的政治议程。

通常我们讲经济增长主要是货币数量上的计量，从增长函数看只要有储蓄就会有增长。但这实际是不可能的。因为增长的基础和条件有刚性。从自然资产的转换看，比如石油开采后，自然资产转换成了货币资产，但石油耗竭以后又怎么转换？森林砍伐后转换为货币资产，尽管森林是可再生的，但也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生长周期，它不可能是无限增长的。从消费看也一样，比如从步行到自行车，再到摩托车、汽车，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一直在增长，人们的生活品质也提高了。但是这样的提高是不是也应该有饱和？饱和以后还会有增长吗？从固定资产存量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发展和资产的积累转换密不可分，特别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等固定资产。但固定资产的存量也会达到饱和，饱和以后就不可能再有这么多空间用于投资。

所以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是有物理或自然或生物学刚性的，当这些因素呈现“天花板效应”后，经济只能是一种环境中性的增长，增长的源泉就是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也不可能是无限的。因此，我们要从长远看待增长问题的话，不一定是要数量上的翻倍，而是质量或品质性的问题；在饱和的情况下，增长就是环境中性的技术效率的增长。

从不同国家或经济体之间差异性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在增长特征方面大概可以分为四类：以美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技术扩张型”，其人口在增长，经济在扩张，但由于技术创新能力强劲，资源增量趋减。以日本、欧盟为代表的“超饱和型”，其资源增量则在大幅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人口趋于峰值未来可能会下降，达到中高收入水平，国土空间开发趋近完成，呈现为“品质提升型”发展，从这个经济形态看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并无可能也并不必要。即使是印度，作为“投资扩张型”经济体的代表，到本世纪末其人口也会稳定在16亿的水平，所以增长就不会是无限的。随着经济体量的变化，从资源环境的利用看，尽管存在分异，但全球可持续发展有趋同的一面。

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呼吁改善环境，主要目标是出于人类福祉的改善。但可持续发展问题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事关人与自然和谐的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建设问题。这一理念的丰富内涵集中表现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这个议程共提出了17个目标，实际上可以归结为“5P”的理念：第一是以人为本（people)，第二是经济持续繁荣(prosperity)，第三是全球环境安全(planet)；这属于传统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新增加的两个理念，一是强调和平(peace)，即社会的公正和谐；最后是提升伙伴关系(part? nership)，实现合作共赢。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从主体地位逐渐到相对边缘化的地位，这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特征。

在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的背景下，我们讨论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就是要从工业文明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特质的物质财富大量、大规模、无约束的功利主义思维和行为范式，即强调通过效率的提升、产品数量的增加来提升福祉，转变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我们实现经济学原理的生态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比如“两山理念”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创新和突破，“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对生产力理论的发展等。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近期出版的洪银兴、曲福田等撰写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以及我本人的《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等书都就此进行了不同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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