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政委：银行系研究公司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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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鲁政委：银行系研究公司的价值

鲁政委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鲁政委：银行系研究公司的价值行业新闻第1张

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标志着银行一直以来依靠的“砖头”（土地和房产等）抵押融资模式变得不再稳固，一边是银行信贷增速由此进入持续放缓通道，业务压力与日俱增，另外一边则是“融资难、融资贵”的呼声不断升高。资金的供给与需求恰如牛郎织女，相望相闻却不容易相见，这成为政策、社会和每一个市场主体的焦虑！自然，作为核心当事人的一方，银行之焦虑尤甚！

如何才能架起一座“鹊桥”，让两边能够相会？找到这座“鹊桥”的念头，自那时就日益强烈地在一个人的心中疯狂生长。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十年之后，站在2024年的起点，置身新旧动能进一步深入加速转换的历史三峡，面对浑身“痒”的银行业，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到一家研究公司，在经过十余年一茎草一茎草、一根枝一根枝的“叼啄爬梳”搭建之后，一座“鹊桥”的轮廓似乎已隐然若见！

本次远山见我们邀请到了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兴业研究公司学术评审委员会主席鲁政委博士，听他谈谈对研究和银行系研究公司价值的思考。

银行系研究是银行业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无前人发展之路可借鉴，至今我们仍在踽踽独行，行军探路。人们常拿银行系研究与券商研究相对比，然其两者出生之时便面临不同的监管环境，肩负不同的使命，就决定了很难在一起比较。券商研究因为有监管的证券交易独占通道和最低交易佣金保护，所以盈利模式是监管造就的现成模式，表现为一种“外向型”“市场型”的研究，即必须通过分仓佣金收入在市场上量化研究的价值，这是资源分配的手段；而银行系研究因银行转型而生（具体分析详见本文第二部分），是银行为应对大宏观形势变化下能力体系重建的需求，因而其核心使命是以助力决策、赋能经营为要务。

我认为这个体系当分三层，第一层是确定战略，登高望远，前瞻宏观经济形势，适应银行转型变化，积极应对变局，不然就会出现微观上“你似乎什么都没有做错但时代却抛弃了你”；第二层是精选行业，构建起全面的产业认知，助力打造银行的“第二增长曲线”；第三层是把握市场，及时跟踪国内外金融市场，在市场波动中把握投资机会。价值体系的来源是清晰的视角和全面的认知，这些铸就了基本的研究体系和逻辑。

研究与业务息息相关，我经常拿司令与政委的关系来比喻业务人员与研究员。两者的最大差别就是政委通常不会披坚执锐、与敌对战肉搏，但仍然处于第一线，“听子弹从耳边呼啸飞过”。政委通过“全方位”的策略谋划，帮助司令更有效地做出“选择”，指挥军队，提高作战胜率。政委与司令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离开一线的策略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离开策略谋划的实战则是“盲人摸象”“匹夫之勇”。研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业务部门在每个层面都有也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比如业务手册、产品策略、客户沙盘、营销指引、考核规则等，这类研究可以由业务人员充任，也可以配备个别desk analyst来支持，主要是为了达成各自的业绩考核指标而开展。相对于业务部门来说，“研究员”是“外科医生”，通常解决不了业务部门内部的这些问题。“研究员”的研究，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也助力各部门业绩目标的实现，但并非完全局限于此，“研究员”的研究相对于各个部门考核来说更为超脱，更多地是为了深入理解和分析形势，提供视野更广、范围更宽、内涵更全面的辅助。换言之，“研究员”的研究是具有共享性质的研究。我们所说的“底座式研究”，并不仅仅服务于某一特定业务单元或业务类型，也不存在研究与业务之间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研究的组织逻辑与业务的组织逻辑并不相同，我常常说，研究是“条条”的，即是按照纵向的学理逻辑来组织的，而业务通常是“块块”的，是按照横向的产品线（服务）逻辑组织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某个“研究员”或者某个研究岗位仅与特定的业务或产品直接相关。一个研究主题可以同时涉及银行多个业务单元，反过来，银行的一个业务单元也需要不同研究员提供多维度的研究内容。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在我看来，研究之于银行的价值，关键是要抓住银行所面临的“首要问题”，然后才能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从各方反映来看，现在银行业是满身“痒”：“增产不增收”“增收不增利”“风险压力大”“客户基础薄弱”“科技跟不上”等等。但这些都只是表象，不是本质，那么，我们银行业目前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

商业银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金属货币时代的货币兑换业务。“存”是商业银行可能产生的基础，但只有“贷”才真正让金匠铺、寺庙等这些积贮货币的兑换机构实现向“银行”的成功转变，电子化之后的现代商业银行甚至不需要先有“存”就可以实现“贷”。从这个意义上说，“贷”才是商业银行的核心功能中“最为惊险的一跃”！试想，一家商业银行，如果有能力贷出去、有息差、风险还能控得住，这家银行还能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为什么在过去的30年多里尤其是2014年之前，我们的商业银行一直都像一匹烈马，突飞猛进、放贷款似乎很容易，甚至政策监管部门不断“勒缰绳”仍不时出现信贷过热。然而现在，却突然出现了信贷乏力？这种逆转发生的关键原因，其实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造成了过去30多年盛行的“土地金融”（房地产、融资平台）的式微，过去靠“砖头”（土地和房产是最常见、最主流的抵押品）做融资的银行业在“砖头”靠不住的情况下，一下子就手足无措了。

必须要做好行业与企业研究。

以201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为标志，我国政府下决心要推动经济从“房地产-地方政府-金融”旧三角循环向“科技-产业-金融”新三角循环转变，没了“砖头”，银行就不得不以“赌企业明天”的方式去信用融资，而这需要有能够综合宏中微观的深刻“产业认知”，但绝大多数银行对产业认知的积累甚少。由此所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融资难、融资贵”成为被越来越频繁讨论的政策和社会话题，另一方面却是自2015年及其之后，银行贷款增速总体放缓，业务难度逐年加剧。资金的供给与需求恰如牛郎织女，相望相闻却不容易相见，这成为政策、社会和每一个市场主体的焦虑！自然，作为核心当事人的一方，银行之焦虑尤甚！正是在第一时间敏锐感受到这种大势变换的“青萍之末”，2006年以来就一直在兴业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内部进行宏观政策、利率、信用、汇率和贵金属研究的团队才最终在2015年6月以“兴业经济研究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兴业研究公司”）的形态破茧而出。从研究公司成立的第一天起，它注定是为银行建立深刻的产业认知而生：看懂技术，理解企业的商业模式，看清宏观政策导向与行业发展前景，确定企业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最终判断清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未来能够偿债的现金流。

有了深刻的产业洞察，把企业看清楚了，不只是解决了企金的问题，同样还能够极大提升把握零售业务风险的能力。零售风险的关键是什么？是个人未来收入的稳定性。个人未来收入的稳定性判断要靠什么解决？只能靠对个人工作所处行业的稳定性来判断，对宏观上产业的发展趋势、中观上产业的认知和微观上对企业的判断来解决。

从上述意义上说，研究既是“油门”，即解决往哪里进攻的业务导向问题；又是“刹车”，即解决不要往哪里去的风险防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最终真正解决了产业认知能力的银行，才可能有真正可持续的“第二增长曲线”。

有人认为，数据可以转化为信用，科技水平提高了，有了大数据，自然就可以解决产业认知问题了。可是，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大数据要能够起作用，光有大量的数据和码农还不行，还必须要有底层能够连缀起数据的模型，这才是关键。而这个模型，业务人员也可以有一些积累，但往往是零散的、单变量、不连贯的。专业的、成体系的模型积累，可能还需要专业的研究工作。研究人员与业务人员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他不会像业务人员一样，经常换岗甚至调换赛道，研究人员往往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一个领域的事情，积累的时间久了就成了认知足以超越常人的“专家”。此外，现在很多所谓的科技手段解决信用问题，不少是依赖单变量，比如税收、水电费等，这些变量当你不注意它们时它们是真的，当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在实践中依靠它们时，假的就会越来越多，很容易被欺诈者突破。

《道德经》第二十二章有云：“少则多，多则惑。”少和多，慢和快，都是辩证关系。当越着急做一件事的时候，反而越做不好；想得到的越多，则可能越得不到。正所谓：“欲速则不达。”有的时候，慢才是快，少才是精，晚才是准。世界变化复杂，是在外物的裹挟下被迫做追逐者，还是主动化繁为简做领跑者，是一种选择的智慧。因此，在研究的开展过程中，面临急、多、重、难的研究任务，我认为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给予研究员时间，时间是研究员的朋友、更是丰富研究员核心领域认知的唯一“养料”。

研究员似乎能够看得更深，其最独特的一点，并非胜在智商，而是在于专注其所在的领域，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进行研究，深耕到底。他们的晋升通常体现在研究职级上，而其岗位本身保持不变。相比之下，业务人员的情况则不大相同，当业务人员表现出色时，他们往往会因此被提拔至其他岗位，很大可能不再从事原来的工作，这就使得他们的专业知识难以持续进行积累。再看研究员，知识的积累几乎就与他们职业生涯的成长过程同步，时间是研究员的朋友，即使一开始对某个领域一无所知，经过三到五年的专注研究，就可能比许多人更为专业，研究员与业务人员在“研究”方面的差异主要取决于投入的时间。

我想起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公司曾有一位应届毕业的年轻研究员，他提前三年发现了东部某企业存在的问题。虽然刚毕业，没有太多业务经验，但研究员的优势是，他有大量的时间，可以专注地去找很多资料，形象地说是把“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的资料都梳理一遍。业务人员事务很多，很难有大量时间系统地做这样的事情。当时，这家企业的信用评级属于民营企业中的最高评级，但他却觉得这家企业有些古怪——产品莫名卖得比别家贵。一个新生显然也不会是财报专家，一时也看不出具体问题所在，于是将这个观察结果报告给了我，我建议他将这家企业列入关注名单，继续留意后续的信息。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挖掘到了蛛丝马迹。由于上市公司的披露要求，该企业在发债时公布了供应链上下游排名前十位企业的相关信息。然而，有家下游企业并没有将这家企业列为主要供应商，为了求证，他电话联系了那家下游企业，结果发现该企业与其“已披露”的下游企业并无业务往来，这暗示着该企业可能做了假账。经过进一步的研究与证实，我们发现事实就是如此，最终我们行撤出了对这家企业的所有贷款。三年后，这家企业倒闭，因涉嫌财务造假被证监会顶格处罚，多期债券违约，留下了上百亿的巨大漏洞。这个案例证明了，尽管初出茅庐，但凭借对特定领域的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年轻的研究员也能在“时间的洗礼”中有重大发现，用前瞻的研究帮助规避风险、挽回损失。

我想，这就是研究的价值，也是时间对研究员的馈赠。这些研究员能自信地做出准确判断，并非因为他们聪慧过人或是能力超群，而是因为他们能够长时间地观察和研究，不断地学习和积累，形成对核心领域的清楚认知。

研究是为了预测。常有人打趣说，你们研究员做分析、做预测就像是算命大师“算命”，作为研究员，我认同这个说法。虽然有时候大家一致的看法、偏见或者理解的规则仿佛是无形的“镣铐”，但我依然相信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被分析、被预测的。有些事情如果他人能够进行预测，那么我们至少要达到与他们同等的准确度，或者更进一步努力做到比他们更准确、更出色。如果把研究员比做算命先生，那么当我们从事了这个职业之后，就必须相信“命”是可以被“算”出来的。如果人的命可以被算出来，那么我们作为研究员的使命就是静心聆听“神”的意志，找到所有的蛛丝马迹，从而实现与“神”的对话。我在“聆听”中一直坚持三条基本原则：

第一条，存在即是合理。这句话是黑格尔哲学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原话是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平时我们常说事出必有因，事物存在有其原因，符合因果定律，这里的理性是指符合逻辑推理等客观规律。同时，黑格尔认为现实世界和我们对它的认识是相互作用的，并且不能被分离，只有当我们探究客观现实的真正本质时，才会明白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关系，并达到内在统一的真正理解。就我个人理解而言，有时候人们会陷入矛盾和疑惑，总觉得某件事情不正常，它不应该是这样。出现一次可以说是偶然，但如果我们频繁地看到某些似乎不正常的事情出现，那其中一定存在着我们没有理解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去做研究，在说服别人之前，首先必须先说服自己，而说服自己的前提就是我看清楚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

第二条，永远不自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聪明人，许多聪明的方法早已被人们想到并且实践过。因此，我们能做的关键就是发现这些方法并学会欣赏它们、使用它们。在研究过程中，我始终坚持一个准则：不轻易否定他人。在否定别人之前，我会仔细考虑他的每一个论点，以确保我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它不正确，否则，我不会随意地否定。总有人比我更聪明，要学会去发现、去欣赏，去发现的前提就是看过足够多的东西，并善于将看到的这些不同的观点串联起来，形成自己的理解和判断。

第三条，研究员预测的“水晶球”绝大多数时候就是做拼图。做拼图就是将各种零散的信息按照一定的逻辑串联起来，如果这些信息能够被逻辑一致地串联并解释清楚，那么分析就算是成功的。我经常看到一些自媒体文章，看似堆砌了很多信息，但他们的问题也显而易见：有的事实不准确、信息凭空捏造；有的逻辑链条混乱、无法自圆其说；有的A段落看起来似乎合理，到B段落就不知所云。因此，逻辑一致指的不仅是当前的论述要合理，而且整个论证过程要贯通，并能够解释过去的类似历史场景。这正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所提到的，只有能解释历史的逻辑，才可能有更高概率预测未来。我们以历史为实验场，如果你的逻辑可以解释过去与现在相似的情景，那么你的逻辑就可能是正确的，在预测未来时正确率也会更高。如果不能解释，那么从概率上讲你的逻辑就可能存在问题。当然，我们只能说是“高概率”，因为未来始终是未知的，可能会有与现在不同的情况出现，但至少相比于那些连历史都搞不清楚的人，你的判断准确率肯定会更高。

研究是一项很苦的工作，也是一项很纯粹、不功利的工作，如果没有热爱就很难坚持下去。我深信，一切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地超过责任感。真正的热爱无法被外在因素所替代，你可以强迫一个人做某件事，但无法强迫他们投入真心实意。简单地施加压力也许会产生一些临时效果，但最终的成果不会理想。只有当一个人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他所热爱的事情中，他才能够做得最好，并且不以为苦。纵观身边工作做得出色的人，他们都同时具备“热爱”这份精神前提，不是爱工作给他们带来的身份和地位，而是爱工作本身、爱工作的性质、爱工作所涉及的具体内容。

有人常常问我：“什么样的研究才是好的研究？”我想说，有了对研究充满热爱的人，自然就有了好的研究，这是最佳的质量控制体系。要提高研究的质量，依靠他人的辅助和监督可能在短期内有效，但这并不是根本解决方案，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研究员本人的内在驱动力，找到对的人、做好对的事。

当然，研究之路漫漫，迎合现实、融入洪流、只顾寻找“六便士”很容易，保持天真、珍存理想、记得抬头“看月亮”却不简单。

读书，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抓紧时间多读点书。我总是在各种场合说，人在年轻时应该多读点书。人的一生在岁月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一瞬，每件事都要亲历无法做到，因此一个人的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年轻时阅读的书籍，看书是汲取他人人生经验的最好方式，年轻时形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会对人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即使若干年后无法指出具体哪本书给自己带来了哪种变化，但书籍如细雨，“润物细无声”。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仅工作会变得更加忙碌，家庭的责任也会增加，体力和视力也会随之下降，想要静下心来阅读已经变成非常奢侈的事情。过了那个阶段，人渐渐被定了型，再想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就会变得十分低效。

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有些知识是可以传授的，但也有一些知识是无法传授的，这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种逻辑。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传授者讲不清楚，也可能是因为学习者听不懂，又或者是即使听懂了也无法产生共鸣，这就是人生体验带来的变化，在没有亲身经历之前，别人怎么描述也无法让我们感同身受。因此，在继承前人知识的过程中，我们总会缺失那些无法传授的部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试着坚持不懈从别人的经验中汲取尽可能多的知识，不轻言放弃。

春节刚过，我也为大家送上一份新年礼物吧。希望这份新年书单能让我们记得，要葆有安静阅读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畅快表达的能力：

鲁政委：银行系研究公司的价值行业新闻第2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