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系列|徐高:中国经济就像自行车,快了什么都好说

马无邪5个月前39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4年中国经济的定调是“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如何理解这12个字的内涵和深意?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引擎的传统项目房地产,在新的一年会有怎样的表现?今年全国GDP增长目标定多少比较合适?

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接受“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访谈时指出,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内需不足,最核心原因在于收入分配结构。因此,他提出让规模庞大的国有资产,给居民贡献财富效应,即“全民国企持股计划”设想。

“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系列|徐高:中国经济就像自行车,快了什么都好说 行业新闻 第1张

至于整体国民经济,徐高有个比喻,中国经济就像自行车,“经济快了什么都好说,就算有问题,可以通过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慢下来了很多问题会集中爆发,因此要通过一定的经济增长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系列,是观察者网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联合推出的重磅访谈节目,邀请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从房地产、地方债、乡村振兴、金融强国、高质量发展等诸多领域前瞻并建言2024年中国经济,敬请关注。

【访谈/观察者网 王慧 整理/张菁娟、范维 编辑/冯雪、王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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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徐高老师您好,今天想要从“先立后破”这个词开始,和您聊聊中国宏观经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经济的定调是“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其中“先立后破”这个表述引起广泛关注。为什么这时候强调“先立后破”,“立”什么?“破”什么?什么程度就算“立”起来了,什么时候就能“破”了?

徐高: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到的8个字“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很有针对性。“先立后破”的提法并不新鲜,2021年12月高层在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针对“双碳”政策执行过程中急于求成的倾向就提出了这一点。

当时在新能源供给仍不充足的情况下,我国对传统能源供给过早亮了红灯,使得我国总体能源供给有些跟不上,给经济发展增加了障碍。从当时提出“先立后破”至今,能源供给一直没有出现较大问题。但是2023年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仍然比较大,“立”和“破”之间可能又出现了一些处理不妥当的地方。

“先立后破”的核心,就是在新旧增长点转换的过程中,一方面不断树立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稳住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比如房地产等传统增长引擎;否则就算浮现出新的增长点,仍然难以补上传统增长引擎滑落之后留下的空当。

举个例子,2023年我国汽车行业取得了长足进展,借能源转型的东风,我国汽车出口去年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这是个了不起的历史性突破。但另一方面,房地产面临下行压力较大,地产投资显著走弱。地产本身体量较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4左右,且有较长上下游产业链联系,因此地产投资的弱势导致整体经济承压,这种压力也很难被汽车行业快速发展所对冲。

我认为,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我国既要把新动能、新引擎“立”起来,同时也要在“破”的时候,更加慎重。

地产、基建这些传统增长引擎,在维护中国经济稳定、守住中国经济基本盘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短期内不可替代。所以调控时,要在度上有更好的拿捏,不能过度去“破”,否则经济大局很难稳住,即便再想去树立新的增长点也会变得困难。

现在中国很多行业已经步入世界技术前沿,再想进一步发展,自主研发十分重要。然而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很难预判,更多需要企业自发投资研发,如果宏观经济稳不住,大量企业都在琢磨自己未来会不会倒闭,那么其投资研发的积极性、能力和意愿恐怕都会小很多。

“立”和“破”本质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你要“立”,那么你“破”,也不能“破”得过分。当然毫无疑问,化解某些较大问题的风险点是应该的,但就整个传统增长引擎的基本盘而言,“破”的时候还是要慎之又慎。

观察者网:有没有一个度,比如说怎么样就可以断定新的动能已经“立”起来了,怎么样传统的动能就可以“破”掉了?

徐高:更恰当的说法,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思就是,市场既会去培育出新的增长点,同时也会淘汰掉一些不符合经济发展要素禀赋或导向的产业。

这其实是市场自发的新陈代谢过程。在我看来,有一种说法对中国经济的理解比较偏颇,即从政府的角度人为选择哪些要“立”、哪些要“破”,然后人为“破”掉某些被认为不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传统引擎。我认为,这仍然体现了计划经济的思维。

事实上,我们对未来真正发展方向,无法预判。最终还是要把决定性作用或者决策权交给市场。

过去几年,我国之所以在“破”的方面做过头了,还是因为欠缺对市场的尊重,人为觉得房地产不好,并且采取非常紧缩的措施,最后导致的结果大家有目共睹。

我认为,在“破”的方面,我们还是要对过去不合理的政策做反思、做纠偏。

2023年8月3日,沈阳,市民在一房产中介贴出的学区房、二手房信息旁经过。

观察者网:您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广为传播,标题是《“先立后破”重在“慎破”》,其中您提到了重要的传统增长引擎之一房地产行业。过去两年多的时间,房地产行业一直处于全面下行的态势。2023年全国出台了很多稳房地产的政策,您怎么评价这一系列措施?2024年,在房地产行业方面,政策端可以怎样发力?

徐高:当下房地产下行压力确实较大,情况也较复杂。地产行业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我认为和2021年开始的地产融资紧缩政策密不可分,从地产投资到位资金的数据来看,目前到位资金的总量大概只有2021年上半年的一半。这种急剧的资金收缩,当然导致地产行业整体风险偏大,具体表现为地产开发商资金链吃紧,信用风险高,而这反过来又使得潜在购房者有很强的“惜购”情绪。

我也观察到一个数据,从2021年融资紧缩政策出台以来,期房销售面积已经收缩了一半左右,而过去三年同期现房销售面积不降反升。这说明老百姓现在不敢买期房了,因为担心开发商信用风险高,甚至爆雷,导致期房无法交付、烂尾。从数据可以看出,现在抑制地产需求的,是老百姓对开发商信用风险的忧虑。

不仅老百姓“惜购”,银行也“惜贷”。由于地产开发商信用风险高企,银行也担心自己放的贷款变成坏账,因此我认为市场在给开发商提供融资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协调失灵。

这时候就需要政府站出来,协调开发商和金融机构,为地产开发商提供足量充裕的融资,打消市场对开发商系统性信用风险的忧虑,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整个行业恢复正常。

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国家陆续出台了一些刺激地产需求的政策,包括放松限购限贷、降低贷款利率等。这些政策对稳定市场而言当然有正面意义,但是我认为没有触及到当前地产市场的主要矛盾,即开发商资金链紧张导致的信用风险高企。

为了根本上化解地产行业当前困局,还是要向开发商提供更多融资,落实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

观察者网:目前,我们国家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生育率走低、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等状况,这些因素会对未来房地产发展造成多大影响?

徐高: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发展的影响肯定存在,但我认为,从全国层面来看,影响有限。人口问题尽管重要,但人口毕竟是长期、缓慢、单向的变量。我们不妨把人口结构变化与房地产变化做个对比,比如2022年,全国地产销售面积下降了约30%,同期25岁到39岁年龄段购房主力军的人口数量下降了约1.5%。二者差距太大,你很难通过1.5%的青年人口数降幅来解释30%地产销售面积降幅。

另一方面,2003年、2004年以及2009年,我国25岁到39岁年龄段人口数降幅其实比2022年还要大,接近2%,然而当时地产销售面积呈现明显正增长,增幅一度达40%、50%。当计算各项人口指标和地产销售面积变化率之间的相关性,会发现没什么正相关性,甚至有负相关性。

如果是人口老龄化导致地产需求萎缩,我们应该看到期房和现房销售面积同时下滑。但并非如此,只有期房销量在下滑。

总之,这一轮地产销量的下滑,其实和人口的关系不大。

2024年1月3日,南昌,楞上村万村村民万青华夫妇带着孙子去看新房。

观察者网: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也是网友比较关心的,未来房价是会跌还是会涨?想买房的人什么时候出手是比较合适的?

徐高:我的结论是,2024年年初,房价依然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但是在未来1到2年,大城市房价上涨空间不可小觑。如果有刚需或者改善性需求,我认为2024年就可以开始考虑出手。

短期内,地产供需矛盾是供过于求,房价下行压力大。供过于求的原因在于两方面:第一是需求端,地产开发商信用风险很大程度抑制了地产需求,老百姓不是不买房子,而是不敢买房子,担心房子买完无法交付。期房一直是我国商品房销售的主流,期房销售面积占比一度超过80%。一旦老百姓不敢买期房,地产需求自然会萎靡。

第二是供给端,过去几年期房市场不振,开发商也倾向于尽快完工卖现房,所以过去几年地产各项指标里,房屋竣工面积这个指标表现最好,目前的房屋竣工面积和2021年的高点差不多。

但如果在不远的未来,政策调控得当,让地产行业从现下危急状况中恢复正常,老百姓也恢复对开发商交房信心,我想供需矛盾会很快逆转。毕竟,当前地产市场低迷需求不是常态,不会长期延续。

与此同时,还需要注意一个重要指标,房屋新开工面积。从2021年地产融资紧缩政策出台到现在,我国房屋新开工面积已经下降了超2/3。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往后看,可以预期的是,我国即将迎来地产市场自9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供给收缩,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当地产行业供给显著收缩,又逢市场回稳、需求恢复,届时房价上涨就是大概率事件,尤其是一二线大城市。

2021年,我国还出台了“集中供地”政策,要求22个大中城市每年只能集中供地3次。我想政策初衷是好的,希望通过土地供给集中抑制地价上涨,但据我测算,从2021年上半年到2023年上半年,22个集中供地城市的住宅类用地成交单价,最多时候累计上涨了约100%,而全国100个大城市里其余78城,地价几乎没怎么涨。这说明,前述政策,反而显著推高大城市地价水平。

考虑到地产供给很难被迅速修复,地产需求刺激政策的作用一旦充分释放,房价势必显著上升。因此,无论是有刚性住房需求还是改善性需求,都应该开始考虑起来了。

观察者网:您刚刚主要聊到的是商品房,其实我注意到,去年8月份,国家出台了《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未来住房“双轨制”有望进一步完善,让“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保障房政策的出台,是否会改变房地产市场?对房价又会有何影响?

徐高:2023年我国提出了包括保障房建设、城中村改造以及“平急两用”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三大工程”,我认为用意在于托底经济增长,同时稳定地产投资。“三大工程”政策的导向无疑是好的,但恐怕只能成为商品房市场的有益补充,无法替代。

在政策的良性导向下,我相信三大工程会取得不俗进展。但是从规模上来讲,无论是保障房的投资规模,还是建设面积规模,都比商品房差一个数量级。由于保障房公益性较强,项目盈利有限,考虑到当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偏大,保障房建设终究无法弥补商品房供给显著收缩后留下的空当。

观察者网:现在一些讨论将中国和30年前的日本作比较,说两者在楼市股市不振、经济增速放缓等方面有类似的地方,中国经济会不会像日本一样陷入“停滞”?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他用“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解释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股票和房地产泡沫破裂后陷入经济衰退的原因,您觉得辜朝明的这种解释适用于中国吗?

徐高:日本在90年代资产价格泡沫之后进入的“失去的30年”,和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需求不足问题,在表象上有类似之处,但造成两国需求不足的机理却大有不同。

我个人比较认可辜朝明通过“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对日本经济做出的解释。其核心逻辑是,90年代之前日本出现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土地和房产价格暴涨,资产价格的急剧膨胀也迅速带动了负债的扩张。

房价涨势惊人,日本老百姓通过按揭贷款去买房,一旦泡沫破灭、房价暴跌,资产价格会在短时间内大幅缩水,但债务还是刚性的。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因此严重受损,负债甚至高于资产。同时,日本社会存在一种不愿意破产的文化,债务长期趴在资产负债表上,对经济主体支出意愿形成长期压制。

至于中国,很多人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巨大,我不这么认为。

中国房价高企,是不争的事实,但主要原因在于土地供给不足。此外,在中国资产价格上涨过程中,负债扩张是有节制的。比如老百姓买房,首付比例相当高,而且至今资产价格也未见明显下降。中国各个部门,包括居民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都相当健康。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中国的债务可持续性也很强。

日本当年和中国当下的经济表象都是需求不足,但背后原因完全不一样。

观察者网:回顾近10年,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放缓,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有类似之处。您对中国经济这些年来放缓的原因,以及如何破局,有没有什么解释和建议?

徐高:我国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高点,是在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当时经济繁荣甚至过热,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一度超14%。从表象上看,自次贷危机以来中国经济长期的减速,是因为传统投资拉动型(比如依靠基建和地产)的经济增长,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根植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内需不足。当投资这块引擎的拉动力越来越弱,反映出的更深层问题,就是消费的拉动力一直都不强。从次贷危机之后,我们一直呼吁推进消费转型,把中国经济转变为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模式,但至今未见实质性进展。既然消费引擎仍然乏力,那么一旦投资的力度减弱,经济需求就不行了。

我认为,我国消费不足的最核心原因在于收入分配结构。从跨国数据比较来看,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占经济比重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原因是中国居民缺乏财产性收入。中国居民资金流量表数据显示,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股息和不动产租金,占中国GDP比重不到3%,远低于美国25%的比重。财产性收入大幅度缺失,导致居民总收入占经济比重比较低,消费起不来。

要想真正推进消费转型,增加消费占整个经济比重,核心是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这份收入从哪里来?我认为,需要让我国规模庞大的国有资产,给居民贡献财富效应。我曾提出“全民国企持股计划”的设想。国企资产规模相当庞大,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但是老百姓看不见、摸不着、用不上。庞大国有资产并没有给老百姓贡献收入和财富效应,导致居民收入占经济比重一直很难提升。

我的设想就是,把国有资产和老百姓对接起来,通过设立很多个国有投资基金来持有国企股份,然后让每个老百姓都在国有投资基金里开设个人账户,可以提现分红去消费。这样,国有资产在每个老百姓那里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老百姓的收入因为国有资产分红而增加,消费意愿也会明显提升。

更加重要的是,消费占经济比重上去了,随着GDP增长,老百姓在其中的获得感也会提升。

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目标便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这份向往,我觉得主要体现在更高水平的消费上。

事实上,在过去这些年,我国在调节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做得还是不够,消费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动力未见明显提升,而政策在刺激投资方面的能力和意愿都在递减,再叠加上中美贸易战、外需走弱,所以我们看到经济增速持续下滑。

2024年2月4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游人如织。

观察者网:接下来想和您聊聊财政和货币政策。2024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两大政策执行的空间有多大?如何协同发力?如何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在这些方面,您有什么建言?

徐高:2024年,财政政策要积极发力,我国中央财政其实有很大发力空间。人们现在可能有一种顾虑是财政债务负担过重,但我认为,很多人的认识存在误区。对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说,财政债务的约束在于这个国家是不是处在内需过剩的状态,这和我们去分析一个企业的债务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一个国家,内需过剩,那么一定会出现以下两种后果中的至少一种:第一,形成需求拉动型的通胀,通胀水平不断上升;第二,如果不愿接受通胀,那就必须要从国外进口商品和服务来弥补国内供给的不足,而这会形成贸易逆差以及随贸易逆差而来的外债的累积。

对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说,无论是外债持续累积还是通胀持续上升,债务都是不可持续的。外债是要用国际硬通货来还的,现在主要是用美元还,如果手里美元不够就会爆发国际收支危机,这就是一个外债危机。如果国内通胀不断上升,国内政府的信誉就会受到严重伤害,这时再去发债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这两种情况下,债务都是不可持续的。

反之,如果中国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那么中国现在可能更多面临的是物价下降的压力,同时中国还持续有贸易的顺差,以及随贸易顺差而来的庞大外国资产。从国际投资头寸表来看,中国对外资产规模减去对外负债规模,得出的对外净资产规模超2万亿美元,占中国GDP比重超过10%。可以看出,中国债务累积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换句话说,中国其实需要增加国内债务,原因很简单,中国每年有接近GDP一半的收入要变成储蓄,储蓄当然就要转移到投资。然而,中国的金融结构是一种债权性融资所主导的融资结构,中国的社会融资总量里超过95%是债权性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债券融资。在这种结构里,中国国内债务的上升是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而且债务上升的空间非常大。如果不能容忍中国债务的上升,最后就一定会去打压债务,那么其实打压的就是社会融资,因为社融里95%都是新增的债务。如此一来,实体经济最后一定会陷入融资难的局面,最终导致经济增长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

2018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明确指出,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2021年开始,国内推进房地产去杠杆。虽然去杠杆政策目的都是要约束债务的上升,但最后导致的结果是经济下行压力愈发变大。

因此,在目前状况下,尤其是在地产市场因为融资紧缩政策而低迷时,政府必须要站出来,通过杠杆的上升、债务的扩张,在实体经济中创造需求以应对当前需求不足的困难。如果财政此时还要紧缩,或扩张幅度不够,那么经济需求不足的状况会越来越恶化。

放眼全球的政府债务,中央政府债务都是大头,中央政府债务占政府总债务比例的国际均值约为90%,而根据中国地方政府不同的统计口径,我国中央政府债务占中国政府总债务的比例约为20%-40%,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觉得当前财政既有扩张的必要,也有扩张的空间,尤其中央政府,因为中央政府发的国债融资成本较低、期限较长,且清晰透明。

观察者网:您觉得今年财政赤字率定在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徐高:2023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增发了1万亿元国债,赤字率由3%提高到约3.8%。我认为,今年财政赤字的规模至少不低于去年,甚至应该更高。

除财政赤字外,地方政府融资做基建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政府支出项目。过去几年,因为地方政府的管控,其融资受到比较明显的限制,所以如果考虑到地方政府融资受到挤压,其实财政的整体赤字率是不高的。

2022年11月,由中建三局自主研发的,有“黑科技”加持的“盖楼神器”——新一代住宅造楼机,“首秀”亮相西安。图源:IC photo

观察者网:您的观点是今年我们的财政政策是要发力的,那货币政策呢?

徐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需求不足,需要有人愿意花钱,在这种环境下,货币政策能起的作用不像财政政策这么直接。

原因在于货币政策既创造流动性,也创造实体经济里面广义货币,虽然能创造钱,但拿到钱的人愿不愿意花,就是另一回事。而财政政策是直接花钱的,所以在应对内需不足时,作用更直接。

2002年,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到日本访问,他回国后,做了一篇重要的演讲,名为《通缩:确保它不会发生在这里》,“这里”指的是美国。演讲中,伯南克给出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抵抗通缩的货币宽松四步路线图。这个路线图后来成了发达国家央行进行非常规货币宽松的政策指南。伯南克给的四步是:第一步,将短端利率降至零;第二步,通过QE(量化宽松),央行直接买入长期国债以压低长期无风险利率;第三步,央行直接购买风险资产,直接压低长期风险利率;第四步终极大招,货币化财政赤字。到了第四步,政府自己印钞票自己花,必然能将货币导入实体经济,带来总需求扩张,最终战胜通缩。显然,在伯南克的路线图中,财政赤字货币化是货币政策的工具之一。

在当前的环境,货币政策可以发挥作用,营造出一个较平稳的流动性环境,从而使得财政可以比较容易在市场上把债发出去,但与此同时,还需营造一个不那么高的利率环境,使得融资成本得到控制。

还有一点必须要指出,央行的货币投放能直接控制金融市场流动性,而金融市场向实体经济流动性的传导,主要取决于实体经济融资的需求。现在地产融资压得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也收得比较紧。

在金融体系看来,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其实已经不高了,这时候就算央行在金融市场里投放大量流动性,降准降息,把金融市场搞得流动性泛滥,实体经济融资难的状况也未必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反倒有可能因为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泛滥,而形成自身金融资产价格的泡沫,最后形成比较大的风险。这个教训我们在2014年、2015年股市的大泡沫和股灾里面其实已经“吃”过了。

因此,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当然需要宽松,但不是今年的主角,今年的主角应该是财政政策。

观察者网:最后想跟您聊一聊您对2024年中国经济的展望和预期。您之前有一个观点说,中国的经济就像一辆自行车,慢了就立不住,这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有趣,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比喻?对于2024年中国的经济增速,您有什么预测?

徐高:我之所以认为中国经济像辆自行车,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从实践中可以看到,当经济增速较慢时,面临各方面压力、挑战确实比较多。比如,在1998年至2002年,经济增长较慢,我们曾经经历了长达5年的通缩,当时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后来经济增长较快时,虽然也有经济过热,物价、房价上涨较快的现象,但总体来看,经济增长快时的日子比经济增长慢时要好过很多。

其次,从学理上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状况其实不适用于中国。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在潜在产出水平上下波动,有自发向潜在产出水平回归的动能。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长期运行在潜在产出水平(生产能力)附近。

然而中国是内需不足的经济体,有“极端自我强化”的倾向,即中国经济不是围绕一个稳态上下震荡,而是一旦经济“过热”,就会自发向越来越热的方向前进,一旦经济“过冷”,就会自发向越来越冷的方向去走。

因此,经济增长越慢,问题越大,经济增长慢到一定程度,就要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去产能,这意味着对存量资本的摧毁,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我们在1998年至2002年经历过的,最后中国经济2003年走出通缩,不是因为我们过剩产能去干净了,而是因为我们2001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外需起来了。

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2000年前后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也是需求不足,我觉得这时如果经济再慢一点,后面风险会非常大。

去年年底中央对今年经济的定调,首先是“稳中求进”,这是个大前提,但在“稳中求进”这4个字后加了8个新的字,“以进促稳”和“先立后破”,这是政策理念上的重大的转变。

“先立后破”前面已经分析过了,我们再来讲讲“以进促稳”。如果把这4个字分析得再深入一点,传导出的理念和“稳中求进”是有差异的。

“稳中求进”是指在“稳”的前提下“进”,反映出“进”和“稳”其实并非一致。“稳中求进”的潜台词是进得太快了,可能就不稳,所以要先稳住再进。

而“以进促稳”是指“稳”要通过“进”来实现,其实认为“进”和“稳”是一致的,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自行车的比喻反映的理念是经济快了什么都好说,就算有问题,可以通过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慢下来了什么问题都会集中爆发,因此要通过一定的经济增长在发展中来解决问题。

我感觉大家现在的共识是,2024年GDP增速预期目标大概率为5%。5%的同比增速看起来与2023年的5.2%差不多,但2023年的增速其实是建立在2022年3%的低基数之上的,看起来高,感受却是不高的。如果2024年GDP增速能够达到5%,就是建立在2023年5.2%的高基数上的增长,那么2024年的经济情况会比2023年更好。

我估计,2024年一季度 GDP增速有可能会下滑到4%附近,如果是4%,和全年5%的目标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但这种落差给我们宏观政策进一步发力,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话语环境,有利于推出更加积极的政策。我认为,两会之后(3月下旬至4月初)应该是政策密集推出的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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